归绥往事:一座纪念碑和公墓的命运(上)
1933年5月23日，傅作义亲率五十九军在怀柔、顺义一带依托工事抵抗进攻日军，给予日军一定杀伤。同时，中日代表在北平城内达成协议，随着怀柔上空最后的枪炮声散去，中国长城抗战宣告结束。战后统计，中日双方军队战损比高达15：1。今天，2016年5月23日，距离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天，整整八十三年。
“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仰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是胡适大师用白话写就的悼念祭文，缅怀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367位与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烈士。
这些铭句，被丹青大师钱玄同手书，由安徽籍著名石匠镌刻于绥远抗日将士纪念碑上，矗立在呼和浩特公主府公园中。
在这座高大的烈士碑下，是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公墓里埋葬着为国捐躯的烈士，从1933年至今，长眠于此八十三载，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里，不管是高高矗立的纪念碑，还是安葬烈士的公墓，可谓命途多舛：从长城抗战到国共内战、从新政权建立到改革开放，波云诡谲的历史，在一碑一墓上留存印痕。
缘起：长城抗战的最后一声枪响。
背景介绍：1933年1月5日，日本侵略军进犯山海关，危及华北。傅作义便分电阎锡山、张学良、蒋介石，请缨上前线杀敌。15日，他以省主席名义发表《告全省民众书》，“希望全省同胞檩于困难的严重和绥远的危机，一致奋发，奋起救国御侮”。25日，率领第三十五军(临时番号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由绥远开赴察哈尔、热河。
1933年5月23日的早晨四时，北平郊外六十里地，怀柔。
以急行军速度赶至于此的五十九军数万晋绥将士，此刻，趴伏在泛着泥土腥气的战壕内，紧紧握着枪，迎着微露的曙光，紧盯着前方，默默的等待。
这是中国西北地区一只不起眼的杂牌军，兵源大都征召于晋绥两地、装备也是参差不齐，连部队番号都是临时的“华北军第五十九军”。
他们中有的是参加过军阀混战的老兵，见惯了血腥杀伐，最关心的是如何能在枪林弹雨中活下来；有的是庄户人家的孩子，为混一口饭吃，懵懵懂懂穿上了军装。
今天，他们坚守在这里，无论老兵新卒，面对即将到来的恶战，脸上都是一脸决然。因为他们背靠千年古都，身后是炎黄子孙生生不息的家园，背负无数乡亲父老的殷切期望，他们从千里之外的绥远，风尘仆仆赶到这里，做着一件天底下最正义的事情——抵抗侵略！
这是最后一支守卫在长城一线的部队，兄弟部队在长城各隘口作战失利的消息陆续传来，即便是中央军的精锐部队尚不能抵抗日军的进攻，面对军事实力的巨大差距，五十九军上下都明白，他们所做的只能是——筑一道晋绥军的血肉长城！
紧握手中步枪，盯紧前方准星，脑海里回放的是故乡的莜面山药蛋儿，以及父母妻儿期盼的目光……
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生命也许只剩下几个小时，面对战争与死亡，义无反顾。
他们并不奢望被后人缅怀瞻仰，他们只希望，自己的家园和亲人，免受战火涂炭。
前方，尘土飞扬，旭日旗的下面，黑压压地敌人冲上来了……
激战从早晨一直血拼到黄昏，朴实的晋绥子弟不晓得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身后是自己的家园，身体是家园的最后一道屏障，无论如何不能后退一步。
面对日军重炮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国军队唯有用血肉之躯填补防线洞缺。
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者有之；身缠数枚手雷扑向敌阵成仁者亦有之，虽无必胜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
晋绥子弟用鲜红的血书写了抵抗外侮的悲壮一页。
战斗结束后，日本《朝日新闻》亦感叹中国军队“看他们战壕中的遗尸，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像学生的，青年人的狂热可以想见了。”
图为挖战壕的晋绥娃娃兵。碧血洒荒原，青山埋忠骨。
将士的鲜血尸骸，只不过是政治家手里的博弈筹码。夕阳西下，北平军政分会的电令传来：停战协议业已签订，严令约束部队，即刻撤出战斗——将士们前一刻方浴血搏杀，还在坚守国土。接到命令，战斗戛然而止。
最后的枪声响起，战场上空久久回响，眼前是奋勇战死的袍泽，身后是即将沦丧的国土。
透过弥漫的硝烟，隐隐绰绰看到对方士兵野兽般的凶光，此情此景，莫名的悲凉和绝望。
怀柔之战，是长城抗战期间，晋绥子弟的凄婉绝唱。
是役，五十九军战死官兵共三百六十七人，受伤的共四百八十四人。
五月三十一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后，第五十九军开至昌平集结。凡战死官兵未及运回的，都由政府雇当地人民就地掩埋，暗树标志。六月五十九军奉令开回绥远驻防。
九月怀柔日军撤退后，傅将军派人备棺木殓衣，到作战地带寻找官兵遗骸二百零三具，全数运回绥远。绥远人民把他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树立抗日将士纪念碑，请胡适书写碑文，钱玄同丹青，同时将该地辟为烈士公园（今天的公主府公园一带），垂为永久的纪念。
烈士公墓落成纪念照片。
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算起，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史中，这样的无名烈士多如繁星，但这支奋起抵抗的杂牌部队，这些壮烈殉国的晋绥将士，却有幸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在归绥北郊，大青山下。
由此，一座承载无数国人情感的抗日纪念碑，一块倾注新文化运动大师心血的碑文，一座安息数百为国捐躯烈士的公墓，时乖命蹇的命运才刚刚开始……
碑文的涂改预示着抗日道路的曲折
从长城抗战结束，到纪念碑落成，费时近两年，当时预算花费大洋1.8万余元，除由归绥县政府、归绥市商会、山西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各商店等60余家捐助1652元外，余均由35军司令部筹集，其建筑布置各事宜亦由司令部派员监督和负责。烈士公园及位于其间的纪念碑和公墓，是当时归绥北郊游览胜景之地。
民国报纸记载着当年烈士公园的旧貌：
游人由烈士公园南门进去，走神道抵莲花池，环绕莲花池到纪念塔，纪念塔高居台上，台座高3尺，见方5丈，台南有3阶，阶各6级，台上围有石栏。纪念塔高5丈，塔顶为三角形丰碑，塔正面中间题“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右题“中华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左题“傅作义敬建”等字。塔身两侧均镌刻诸烈士职名。
塔的基座南面，嵌有白石纪念碑一座，高5尺，宽4尺，竖写的是纪念这次战役经过的文字，碑文的名称是“中华民国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抗日将士公墓碑”，胡适撰，钱玄同隶书。
当时钱玄同丹青的拓片，注意，原版丹青是竖向排版。
由纪念塔再向北走几十步，就是烈士纪念堂。烈士纪念堂，也叫烈士祠堂，为三开门，正门上面悬挂“气壮山河”四个大字的一块横匾，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字。
正门两楹为蒋介石联语：“碧血洒荒原，终使乾坤留浩气。青山瘞忠骨，怕闻颦鼓动哀思。”如登上平台观看纪念堂，可以直接看到东西廊宇内各界颂功的诸碑碣，均排列有序围绕在绿阴紫陌之间；再向北观看烈士公墓，并列成行，整齐肃穆，好像当年整队待发的勇士，是时园景清幽，愈发令人想起英灵当年惨烈战斗之悲壮。
然而，等待纪念碑命运的，不是被后人瞻仰、故旧缅怀；而是在日本当局的抗议声中涂改碑文。
这还要从长城抗战后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说起。
塘沽协定的商议要点之一，便是约束双方的军队，但当时形势中弱日强，故到最后实质上成为单方面限制中国，“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塘沽协定第四条。
与之对应的是，1935年10月，国民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明令“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要求取缔带有“抗日”字样的词汇。何应钦下令，消灭一切抗日标志，特别是阵亡将士公墓。
傅作义一方面应付找上门来兴师问罪的日本人，另一方面要安抚与日军不共戴天的军中部属。思量再三，经请示南京政府后，不得已将“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改为“华北军第五十九军长城阵亡将士公墓”。同时将胡适所撰碑文则被钢筋水泥板掩盖，加以保护，并在覆盖的水泥板上另刻“精灵在兹”四字。而烈士纪念堂内，全国各地送来的匾、联、铭、赞，凡有“刺激性”的语句，一一迁毁。
图中纪念碑，已将抗日二字取下，代之长城字样。图片摄于七七全面抗战前。
1935年7月，胡适携次子思杜和诸多文化界名流，在平绥路局沈立孙和总工程师金旬卿的陪同下，作平绥路全线旅行。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有名的《平绥路沿线旅行杂记》。胡适一行到达归绥时，正值他倾注一片深情的白话文碑遭受厄运。尽管绥远省主席傅作义给予胡适这位文化名人以极高礼遇，但胡适的心情并不舒畅。他在1935年7月5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早晨八点多，白映星、张锡羊诸君来到车上，同我们一起来到第三十五军军部，傅主席加入，和我们同去看大青山‘抗日阵亡将士公墓’。墓地离车站不远，在车上可望见墓碑塔。墓碑是我作的，钱玄同写的，这是第一块白话碑文，用全副新式标点符号分段写的，所以拓本流行全国。我曾说：‘这碑不久会被日本毁灭的。’但我不曾想到日本人还不曾占据绥远，我的碑已被‘埋葬’了！”
当一个民族对自己民族的忠魂连最起码的悲悼之情都不能表达的时候，是何等可悲之事！胡适怀着悲愤的心情写下了《大青山公墓碑》诗：
“雾散云开自有时，埋藏隐晦不需悲。山灵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胡适（右二）到绥远旅行考察，陈衡哲任洪隽陪同，傅作义（右一）招待
胡适曾对次子胡思杜言，有朝一日，再来大青山祭奠。其赤子心，爱国情由此可见一斑。
绥远之行，亲历纪念碑“埋葬”之痛，胡适抗日的思想，由此产生了极大转变，从悲观妥协到主动请缨担当驻美全权大使，在世界各国说明日本侵华暴行及中国抗战情绪，争取世界公论的同情与支持。
由于坚决反对对日妥协投降，胡适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间接促成了中美之间的对日同盟。
与步步退让的中方相比，此时日本则显得咄咄逼人。在与国民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保留了入侵华北的通道后，日本转身向西南攻略察哈尔省，摊开地图可见，察哈尔拱卫热河侧翼，兼顾内外蒙古，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其间虽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将军领导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起事抗战，但最后同盟军内部动机不纯，分崩离析，导致察哈尔省全境被日军占领。
继察哈尔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了绥远。
补充资料：绥远省为中华民国时的塞北四省（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宁夏省）之一，简称绥，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绥远在清朝为归绥道，属山西省管辖，1914年袁世凯政府将之分出山西，与兴和道建立绥远特别区，1928年改称绥远省，省会为归绥（今呼和浩特），抗日战争时期省会为陕坝（今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陕坝镇）。1954年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绥远挺战改变华夏命运的前哨战
日本对于绥远志在必得，坐镇绥远首府归绥的傅作义将军焉能不知。作为驻守一方的将领，守土有责，纪念碑虽慑于日方压力涂抹覆盖，但聪明的傅将军自有一套绝招，发明“抗日皮肤操”，激励将士们的抗日斗志。
于是，当时的绥远大地，大青山下，黄河岸边，从将军到士兵，大家都把上身脱光，把皮肤裸露在中午的烈日之下：默然肃立，忍受着烈日的暴晒，追思战死的战友：狠毒的日光转化成了内心熊熊的民族仇，家国恨。
与攻占察哈尔的方式不同，对于绥远省，日本人采取了分化蒙汉民族，吸纳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许诺用武力助其建国，建立一个日本羽翼下的傀儡民族政权。
挑拨矛盾，纳为己用，让蒙古部落充当绥远攻略的马前卒，日本做起来轻车熟路。
蒋介石曾有一次绥远之行，目的是化解傅作义所部与绥远蒙古各部落之间的矛盾，如果没有外力影响，蒋或许还有成功可能。但外有苏俄干涉下的外蒙古独立建国；内有日本关东军厚诺相许，支援频频；年轻激进的德王等人已经被看似触手可及的不世功勋蒙蔽了双眼，与日本越走越近，直至将本民族的前途命运，与日本战车牢牢捆绑到了一起。
蒋介石的民族调解，最终以失败告终。
近代内蒙古各部族的悲剧，由此而始。
1936年5月12日，德王等蒙古族激进派在察北成立蒙古军政府，汉奸王英也组织了个“大汉义军”，两股反政府武装力量，在日本人的撮合下，汇集一处，准备进攻绥远。
对于蒙伪联军及背后的主子关东军，中日双方均心知肚明，日军严令现役部队军士不得充当联军外援，只能为其提供装备以及空军作战等辅助性援助。
在傅作义部，因为有政府命令在先，加之想起被涂抹的纪念碑，傅作义所部上下，明明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偏偏要装出不是那么回事儿的样子。
最终，傅作义部以“出师剿匪”的名义出征，以防给德王及日本人造成口实，让政府难堪。于是乎，“绥远挺战”这一在今天看来奇葩的对外宣传出炉了（可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绥远抗战或者绥东抗战）。与之相对应，“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 作为傅军此次军事行动的指挥机关，应运而生。
图片：晋绥剿匪军总指挥部赠绥远挺进军前线服务纪念章
1936年11月，蒙伪侵犯绥远，傅作义率部出征“剿匪”，这是一次名义上看不出抗日的抗日之战，傅面对来势汹汹的德王王英联合军，虽对方有空军相助之便利，后勤补给之优势，但傅将军治军严谨，战术得当，所部上下用命，雪耻心切，三战三捷，先后获红格尔图战役、百灵庙战役、大庙战役的胜利。这在当时，是一件鼓舞人心、大长志气的大事件。
限于当时国内外形势，1936年11月25日，《中央日报》刊登《国军昨晨克百灵庙》一文，虽喜悦之情透于字里行间，却也是闪烁其词：“（傅作义部）激战彻夜，卒将匪部击溃，于二十四日时晨九时，国军完全占领百灵庙”。
从涂改的纪念碑，到遮蔽的碑文，再到言辞闪烁的捷报，以今天角度回望，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以一己农业国之力，对抗工业国日本，是多么的步履维艰。
即便如此，剿匪挺战的胜利，对于国人上下，无不兴奋异常。无他，在历经了太多太多的屈辱和侵略后，中国太需要一场久违的胜利了。
一场胜利，击败了日本人扶持的反政府武装，并不是打败了日本军队，对于日本而言，只是侵华筹划中的一次小挫。但对于急盼一场胜利的中国而言，更愿意把傅作义部队的绥远挺战解读成对日作战的一场大捷。
这场战役的胜利，同时助长了远在陕西的东北军及西北军地方派系的胜利渴望，尽管蒋当时也已积极备战抗日（修筑吴福防线提防上海方向日军进攻，调集汤恩伯部进驻集宁协助傅作义等），但蒋备战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地方军阀渴望的速度，最终，野望，渴望，期望……种种欲望交织，风云际会三秦地，迸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由绥远挺战始，自西安事变终。古老中国的坎坷命运，从此，进入了另一条发展轨道。
下期预告：抗日纪念碑，经历国土沦陷的劫难，再次得以抗日本来面目重见天日，如果历史仅仅记录到这一刻，该是一种皆大欢喜的结局了。但伴随着外侮退却，国共两党却为了逐鹿天下而兵戎相见。那一刻，历史对于炎黄子孙，是如此的残酷。
当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数万将士与贺龙刘伯承所率共军在归绥城郊浴血搏杀的时候，倘若石碑有灵，如果长眠于此的烈士们泉下有知，不知道面对此情此景，是怎样一种悲凉而又复杂的心情。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共升国落，新政权建立，四清文革，改革开放，一直到今天……一路风雨洗礼的纪念碑与公墓，有着怎样的经历？现在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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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5.23写于呼和浩特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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