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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贫民区,一天挣八十比索的扒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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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永军
时间:
2021-10-3 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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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尼拉贫民区,一天挣八十比索的扒蒜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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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玛利亚不扒蒜的时候,大蒜的浓郁味道,也会萦绕在玛利亚长满老茧的手掌上——她的“大蒜手”,是多年来一桶接一桶大蒜剥皮后,留给她的命运印记。
玛利亚每天平均剥15公斤大蒜,挣80比索,这只是马尼拉每日最低工资537 比索的七分之一。
玛利亚很珍惜在疫情期间,依然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每天80比索,刚好够她一家八口买一公斤大米和一些鱼干。
“整天剥蒜,蒜汁会腐蚀手,尤其是新鲜或块头大的蒜瓣时,”玛利亚表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无论是街头的美食餐车,小餐馆,或者是星级酒单,对大蒜(特别是去皮的大蒜)有着旺盛的需求,基本无蒜不成菲餐。
由于玛利亚所在的巴塞科区域(Baseco)是马尼拉港口附近的一个贫困社区,这里以大量的非正式定居者和贫民窟而著称。
在这里,人民的保障和福利,属于马尼拉的垫底部分,甚至连本地社区的管理者,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辖区,到底有多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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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近马尼拉港的巴塞科社区,海边临建铁皮房,后面是纸醉金迷的马尼拉。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价格低廉的劳动人口,使得这里成为到港大蒜被扒皮分装的天然加工场,很多从中国进口(走私)过来的大蒜,在这里分装,在众多家庭妇女的手中被剥皮,然后才最终用于流行快餐连锁店出售的盒装食品、食品公司生产的罐装咸牛肉或豪华酒店的高档菜品中。
前文说到的玛利亚,就是来自巴塞科社区,数百名出身于贫民窟的家庭妇女之一,她们是扒蒜供应链的一部分。
对于像她这样的家庭妇女来说,尽管工作时间长、收入微薄,但在家工作可以让她们照顾孩子,同时还能赚一些钱让餐桌不至于太难堪。
扒蒜的工作场地就在家中,通常在凌晨 2 点起床,将分到的大蒜,浸入装满水的桶中以软化,同时准备家中的早餐。
整个上午,玛利亚左手拿着一头头大蒜,右手拿着一个简易的刀具,手起刀落,去皮去须。
玛利亚坦言,蒜要泡两个小时,然后她剥一袋 15 公斤的大蒜需要 8 个小时,事实上她通常分为几个时间段完成,在早上、下午和晚上的几个小时里,她可以在其他家务之间挤出时间。
“到了中午,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开始整理新送来的成袋大蒜,我晚上 11 点睡觉,因为我还要照看我的孩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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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的邻居,多年来因扒蒜,而留下的疤痕。
巴塞科区域的大部分居民,是来自各省的低端人口,他们在首都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在菲律宾话语系统,他们有一个统一名称:非正式定居者。
福利没份,保险没份,疫情下的政府补助,也远远少于本地选民,他们住在用薄铁板覆盖的临时避难所,在台风季节几乎无法抵御风雨;在夏天,这些房屋彼此靠近,经常为经常摧毁社区的火灾提供火种。
由于该区域靠近大蒜运输的港口,使其成为大蒜分销商的便利枢纽。扒蒜的确切工人数量不清楚,但一位相关经销商估计,本区域的39个街区中有 10 个进行扒蒜产业,每个街区约有 20 个家庭参与。
玛利亚最初想在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的餐厅或MALL里工作,但她的丈夫是一名住在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不鼓励她工作,因为没有人会照顾他们的六个孩子.
她的丈夫每天的最低工资为550比索,即使加上她的扒蒜收入,一天也达不到700比索。
2019年,政府将贫困线——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提供的基本生活包括食物、住所、交通和衣服——定为每月11000比索,但按照当地独立基金会的估计,家庭生活基本生存线是贫困线的两倍多,并表示一个家庭必须每月赚取超过25000比索才能在马尼拉生存。
不幸的是,这对夫妇的月收入总额仅为其中的三分之二。
“我让我的孩子睡到中午,我不会在早上叫醒他们,因为我们承担不起早餐,”玛利亚无奈的说。
玛利亚很感激在疫情间,还能有在家工作扒蒜的收入补贴,菲律宾的大蒜,大部分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国中国进口的。
在这些进口的大蒜中,大部分大蒜是从中国走私到该国的。
援引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估计,运往菲律宾的中国大蒜中有一半以上是走私的。
彩荣说句题外话,马尼拉的蔬菜价格,不是一般的贵,所以才从中国整柜整柜往马尼拉出口蔬菜,尽管蔬菜属于高损耗的产品,但进口/走私过来,依然有不菲的利润,马尼拉的菜价,贵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地,对于无蒜不欢的菲律宾厨师而言,选择物美价廉的大蒜,是他们的不二选择,他们很少购买菲律宾本地大蒜,因为价格高达每公斤300比索,要是赶上台风雨季,交通不便,这个价格还要蹭蹭上涨,而来自中国的价格为每公斤130比索左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蒜分销商表示,如果是走私过来的,价格更低。
玛利亚她们扒好的大蒜,最终会在马尼拉最著名的菜蔬批发市场——Divisoria夜市,通过各路批发商流通出去。
在夜市,购买成品蒜瓣的商人,既有公共市场的批发商和各大餐馆,也有诸如为快乐蜂麦当劳连锁品牌供货的第三方供应商。
当问及玛利亚为什么要举家搬迁到马尼拉,来自南岛的玛利亚表示,在老家她是一名农民,每天辛苦劳作,用镰刀清理土地,获得可怜的收成,算下来每天收入仅仅70多比索(不到10元人民币)。
她的家人离开了故乡的村庄,在首都寻找更好的机会。
但是工作选择有限,所以他们和其他搬入这里的家庭一样,成为了非正规部门的工人。
非正规部门工人,有点类似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菲律宾的《劳动法》似乎还么有涵盖到这一群体,这意味着这类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劳动法保护,并且处于地下经济的阴影之下,难以得到正常的劳工待遇和权利。
根据菲律宾劳工和就业部的数据,2020 年的数据显示,在 3940 万受雇的菲律宾人中,有 1360 万是非正规工人,这个数字占三分之一。
由于疫情的大流行,原有的工作岗位大量裁撤,与之对应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就已经越来越多,而如何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菲律宾劳动法的保护体系,已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工人表明,落后的法规,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创造有意义的工作,或保护灵活就业的工作权利,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来自于菲律宾关注劳工权利的一家基金会研究员表示,并补充说,因为疫情的原因,灵活就业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政府提出一个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在促进经济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利之间,达到平衡。
“我老家的生活更加平静,水干净免费,我有一个更舒适的家,除了......很难得到收入,现在的疫情,老家谋生更加困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我们还呆在那里,有什么未来可言?因为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土地,”玛利亚回忆道。
“我连种地的工具甚至都没有钱去升级换代,挣钱很难,尤其是眼下。这也是为什么要不断找零工的原因,不能饿死。”
虽然大蒜削皮工看起来没有组织,也不受劳工法保护,低廉的收入意味着她们的辛苦劳动,很大程度上被经销商所剥削,就像被剥皮的蒜一样。
然鹅,但就目前而言,玛利亚很高兴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挣钱。
在和基金会志愿者的沟通中,玛利亚坦言自己工作的价值不止于此,认为每一公斤蒜,应该给她更多报酬才合理。
但她说,独自一人,受制于家中的责任,她能为第二天的收入做这么多,在当下,已经知足了。
尽管如此,与贫民窟的其他扒蒜母亲一样,玛利亚希望将来能赚得更好,不再扒蒜。
但现在,她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扒蒜,维持这一家人的餐桌不至于空荡荡。
原作者:geela-garcia ,消息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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