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玛利亚不扒蒜的时候，大蒜的浓郁味道，也会萦绕在玛利亚长满老茧的手掌上——她的“大蒜手”，是多年来一桶接一桶大蒜剥皮后，留给她的命运印记。
玛利亚每天平均剥15公斤大蒜，挣80比索，这只是马尼拉每日最低工资537 比索的七分之一。
玛利亚很珍惜在疫情期间，依然能有这样的工作机会，因为每天80比索，刚好够她一家八口买一公斤大米和一些鱼干。
“整天剥蒜，蒜汁会腐蚀手，尤其是新鲜或块头大的蒜瓣时，”玛利亚表示。
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无论是街头的美食餐车，小餐馆，或者是星级酒单，对大蒜（特别是去皮的大蒜）有着旺盛的需求，基本无蒜不成菲餐。
由于玛利亚所在的巴塞科区域（Baseco）是马尼拉港口附近的一个贫困社区，这里以大量的非正式定居者和贫民窟而著称。
在这里，人民的保障和福利，属于马尼拉的垫底部分，甚至连本地社区的管理者，也弄不清楚自己的辖区，到底有多少居民。
靠近马尼拉港的巴塞科社区，海边临建铁皮房，后面是纸醉金迷的马尼拉。
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之价格低廉的劳动人口，使得这里成为到港大蒜被扒皮分装的天然加工场，很多从中国进口（走私）过来的大蒜，在这里分装，在众多家庭妇女的手中被剥皮，然后才最终用于流行快餐连锁店出售的盒装食品、食品公司生产的罐装咸牛肉或豪华酒店的高档菜品中。
前文说到的玛利亚，就是来自巴塞科社区，数百名出身于贫民窟的家庭妇女之一，她们是扒蒜供应链的一部分。
对于像她这样的家庭妇女来说，尽管工作时间长、收入微薄，但在家工作可以让她们照顾孩子，同时还能赚一些钱让餐桌不至于太难堪。
扒蒜的工作场地就在家中，通常在凌晨 2 点起床，将分到的大蒜，浸入装满水的桶中以软化，同时准备家中的早餐。
整个上午，玛利亚左手拿着一头头大蒜，右手拿着一个简易的刀具，手起刀落，去皮去须。
玛利亚坦言，蒜要泡两个小时，然后她剥一袋 15 公斤的大蒜需要 8 个小时，事实上她通常分为几个时间段完成，在早上、下午和晚上的几个小时里，她可以在其他家务之间挤出时间。
“到了中午，我一边做家务一边开始整理新送来的成袋大蒜，我晚上 11 点睡觉，因为我还要照看我的孩子，”她说。
玛利亚的邻居，多年来因扒蒜，而留下的疤痕。
巴塞科区域的大部分居民，是来自各省的低端人口，他们在首都寻找收入更高的工作，在菲律宾话语系统，他们有一个统一名称：非正式定居者。
福利没份，保险没份，疫情下的政府补助，也远远少于本地选民，他们住在用薄铁板覆盖的临时避难所，在台风季节几乎无法抵御风雨；在夏天，这些房屋彼此靠近，经常为经常摧毁社区的火灾提供火种。
由于该区域靠近大蒜运输的港口，使其成为大蒜分销商的便利枢纽。扒蒜的确切工人数量不清楚，但一位相关经销商估计，本区域的39个街区中有 10 个进行扒蒜产业，每个街区约有 20 个家庭参与。
玛利亚最初想在工资更高、工作条件更好的餐厅或MALL里工作，但她的丈夫是一名住在工地上的建筑工人，不鼓励她工作，因为没有人会照顾他们的六个孩子.
她的丈夫每天的最低工资为550比索，即使加上她的扒蒜收入，一天也达不到700比索。
2019年，政府将贫困线——一个五口之家需要提供的基本生活包括食物、住所、交通和衣服——定为每月11000比索，但按照当地独立基金会的估计，家庭生活基本生存线是贫困线的两倍多，并表示一个家庭必须每月赚取超过25000比索才能在马尼拉生存。
不幸的是，这对夫妇的月收入总额仅为其中的三分之二。
“我让我的孩子睡到中午，我不会在早上叫醒他们，因为我们承担不起早餐，”玛利亚无奈的说。
玛利亚很感激在疫情间，还能有在家工作扒蒜的收入补贴，菲律宾的大蒜，大部分是从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国中国进口的。
在这些进口的大蒜中，大部分大蒜是从中国走私到该国的。
援引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估计，运往菲律宾的中国大蒜中有一半以上是走私的。
彩荣说句题外话，马尼拉的蔬菜价格，不是一般的贵，所以才从中国整柜整柜往马尼拉出口蔬菜，尽管蔬菜属于高损耗的产品，但进口/走私过来，依然有不菲的利润，马尼拉的菜价，贵到什么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地，对于无蒜不欢的菲律宾厨师而言，选择物美价廉的大蒜，是他们的不二选择，他们很少购买菲律宾本地大蒜，因为价格高达每公斤300比索，要是赶上台风雨季，交通不便，这个价格还要蹭蹭上涨，而来自中国的价格为每公斤130比索左右，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大蒜分销商表示，如果是走私过来的，价格更低。
玛利亚她们扒好的大蒜，最终会在马尼拉最著名的菜蔬批发市场——Divisoria夜市，通过各路批发商流通出去。
在夜市，购买成品蒜瓣的商人，既有公共市场的批发商和各大餐馆，也有诸如为快乐蜂麦当劳连锁品牌供货的第三方供应商。
当问及玛利亚为什么要举家搬迁到马尼拉，来自南岛的玛利亚表示，在老家她是一名农民，每天辛苦劳作，用镰刀清理土地，获得可怜的收成，算下来每天收入仅仅70多比索（不到10元人民币）。
她的家人离开了故乡的村庄，在首都寻找更好的机会。
但是工作选择有限，所以他们和其他搬入这里的家庭一样，成为了非正规部门的工人。
非正规部门工人，有点类似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菲律宾的《劳动法》似乎还么有涵盖到这一群体，这意味着这类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劳动法保护，并且处于地下经济的阴影之下，难以得到正常的劳工待遇和权利。
根据菲律宾劳工和就业部的数据，2020 年的数据显示，在 3940 万受雇的菲律宾人中，有 1360 万是非正规工人，这个数字占三分之一。
由于疫情的大流行，原有的工作岗位大量裁撤，与之对应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数量就已经越来越多，而如何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菲律宾劳动法的保护体系，已逐渐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工人表明，落后的法规，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创造有意义的工作，或保护灵活就业的工作权利，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来自于菲律宾关注劳工权利的一家基金会研究员表示，并补充说，因为疫情的原因，灵活就业人口越来越多，需要政府提出一个可持续的长期解决方案，在促进经济和保障灵活就业人员权利之间，达到平衡。
“我老家的生活更加平静，水干净免费，我有一个更舒适的家，除了......很难得到收入，现在的疫情，老家谋生更加困难，我们无法想象，如果我们还呆在那里，有什么未来可言？因为我们没有可以称之为自己的土地，”玛利亚回忆道。
“我连种地的工具甚至都没有钱去升级换代，挣钱很难，尤其是眼下。这也是为什么要不断找零工的原因，不能饿死。”
虽然大蒜削皮工看起来没有组织，也不受劳工法保护，低廉的收入意味着她们的辛苦劳动，很大程度上被经销商所剥削，就像被剥皮的蒜一样。
然鹅，但就目前而言，玛利亚很高兴在照顾孩子的同时还能挣钱。
在和基金会志愿者的沟通中，玛利亚坦言自己工作的价值不止于此，认为每一公斤蒜，应该给她更多报酬才合理。
但她说，独自一人，受制于家中的责任，她能为第二天的收入做这么多，在当下，已经知足了。
尽管如此，与贫民窟的其他扒蒜母亲一样，玛利亚希望将来能赚得更好，不再扒蒜。
但现在，她没有选择，只能继续扒蒜，维持这一家人的餐桌不至于空荡荡。
原作者：geela-garcia ,消息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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