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这是一篇来自于菲律宾媒体记者乔·加尔维斯 (Joe Galvez) 的个人亲历记，在检测出冠状病毒呈阳性后，他发现自己面临着一生中最致命的任务：在政府医院的新冠病房内，亲历18天生死考验。
以下为当事人的第一人称叙述。
自 2020 年 3 月菲律宾因为疫情封城以来，我从未离开过家，因为传说这种病毒对老年人的生命威胁很大，我的健康状况可能并不完美，但我认为一年半没有感染病毒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八月的第一周，我接种了第二剂牛津-阿斯利康疫苗，我认为接种了完全疫苗后，不会再被感染。
但是在八月的第二周，我开始干咳，我的妻子也是如此。
过了几天，眼见病情没有好转，我在2021年8月27日进行了核酸检测，第二天，进行测试的医院给我发短信说我呈阳性。
我因为年龄大且有慢性病症，因此需要立即隔离和入院治疗。
第二天是星期天，一早市里医院的救护车，在我们市卫生官员和其他医护人员的推荐下，将我带到巴丹省省会巴朗牙市（Balanga）的一家政府医院，进行紧急收治。
我家在郊外的镇子上，救护车拉着我从我家到市区，旅途并不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舒适。
我们镇上的救护车又旧又摇摇晃晃，祸不单行的是车上的空调也是坏的，虽然对我来说很痛苦，但我可以想象司机和医务人员的情况有多糟糕，因为他们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
大约28公里的路程，救护车要开不到一个小时。
到达医院后，我们被告知要等近 30 分钟，才可以被允许进入。
医院的分诊入口，一位同样穿着防护服的男护士，用轮椅把我领进一个破旧的白色帐篷，这里是新冠确诊患者的候诊区，在那里我和其他等待隔离治疗的 确诊患者会合。
在那里，我们都不得不等到医院的空余房间和床位。
“欢迎来到僵尸乐园，僵尸太多墓碑太少，得要进行等候。”我看着等待的病人，现在包括我自己，乐观的安慰自己，只是暂时来这里，还会康复回家的。
现在回想起来，这可能是我在人生就医的回忆里，最令人沮丧的场景。
有些人在痛苦中，不断哎呦哎呦低吟着，而另一些人只是漫无目的地盯着我们的病友——自己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能活着回家么？灵魂三问让一众僵尸们，感到着迷和困惑。
一名新冠患者的腿仍然悬在轮床的侧面。
在住院期间，类似的例子不计其数，痛苦和死亡，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当我开始感觉到脏兮兮的隔离帐篷内的燥热时，我不得不闭上眼睛忍受，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空床位。
在隔离帐篷里，我第一次尝到了医院的食物，正如预期的那样，它很平淡。
帐篷里有两台大空调，但里面的热度还是让人无法忍受。
帐篷墙壁上的污渍，暴露了从 2020 年开始的疫情爆发，直到今天我被拉到这，整个大流行期间，无论是医院还是个体，都在经历的艰难时期。
吃完食物后，我等了大约两个小时，才终于被告知有一个房间可供我使用。
好歹不用在简陋的帐篷里过夜，我松了一口气。
房间很大，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一起同住着三名病友，我不得不与其他三名患者共享空间，我们都在与新冠病毒做殊死搏斗。
经过两天的隔离治疗，我看到了更多向我敞开的隔离病房的细节。
黄色和黑色塑料袋中的医疗废物堆积如山，往大楼外一看，医院的废物处理设施已经装满了一辆卡车，我想知道医院废物在哪里以及如何妥善处理，我希望该设施有一个环保的废物处理系统，避免我们使用过的物品造成医疗污染。
我病床对面的场景：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医护人员正在整理床铺，我可以想象他们在防护服内产生的汗水，他们每天穿着 10 个小时。
病床上有一份医院的健康食谱在等着我，食物通常由营养师为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准备，但肯定不会让味觉愉悦。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在我隔离治疗期间，我的女儿总是从外面订购食物作为我的日常食物，有时候还外定一些水果。
在医院里，护士们用最高的声音相互交流，我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必须从头到脚穿的防护服，可能影响了他们的听力。
在这里，神志不清的病人也会发出奇怪的声音来吸引护士，他们制造的噪音扰乱了病房和走廊的肃静。
尽管如此，我对一家已经收治这么多新冠患者的医院有什么期望？
一位护士告诉我，现在医院分为两个单元：绿区和红区。
绿色区域是医院“安全”空间，只有没有感染的患者才能在绿区接受检查治疗。
我处于红色区域，很难在接纳新冠患者，所有的床位都已经被占用了。
住院开始后，为了各种化验，抽血似乎无止境，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不愿意提供更多的血液样本。
此外，除了我必须口服的所有药物外，医生开具了点滴用的抗生素，每天两次输液，基本多数时间，我都被输液管牢牢困在病床上。
我必须承认，我开始对疗程要持续多久并没有太多概念，也没有一般人所想的那样恐惧。
事实上，如果新冠患者，因为血氧饱和度降低而紧急救治的话，只应该害怕一件事，那就不是药物、医院或其工作人员。而是恐惧本身——作为患者，面对病毒，存在不确定性。关于死亡、被火化的各种想法，会挥之不去。
正是在那些时刻，我重新评估了自己，在终生从事新闻工作后，我反思了自己的身份。我决定写下我作为新冠住院患者的经历。
有一天，一位护士在更换我的静脉注射针头的胶带时向我倾诉说：“这里让她快受不了了。”
“这家医院只能接受这么多，我们的病房都满床位了，可还是有很多患者在门口苦苦哀求一张床位，来拯救自己亲人的生命，而我们在那里也无能为力，我为受病毒影响的人们感到难过。”
我有同感。我对医生和护士表示同情，他们为了照顾太多的病人而超越自己的极限工作，更何况是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
菲律宾医护人员理应得到公正的报酬，并获得体面的津贴和福利，优先考虑的应该是他们应得的流行病危害津贴。
尽管政府公立医院的医疗条件有限，但医院及其所有医生和护士都做得很好。
护士告诉我，在治疗过程中，老年人是最难处理的。我看到一位老年新冠患者不得不被绑在轮床上，因为他在接受紧急透析时痛苦地扭动着身体。
” 我不要绑在这里，我也不要你们廉价的怜悯，与其没尊严的躺在这里，不如让我去死。“”这是这名患者的原话。
“熬过14 天，你要还没拉去抢救，那就出地狱了，”我房间里的另一位病友开玩笑说。
在入院治疗的第五天，但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病情似乎和我第一天和第二天一样。
在死神随时会收割生命的病房，我感觉自己像个囚徒，而一些要做出的决定，无疑让自己又感觉像个赌徒，要么选择A，要么选择B，在这里无法兼得，需要立刻做出。
医生建议我尝试实验药物瑞德西韦的治疗，只有在患者签署弃权书并同意的情况下，才会将其进行应用。
我看了很多新闻，发现世界卫生组织 (WHO) 最近建议不要对患者使用该药物。
最后，我在我女儿的建议下拒绝了，她是一名护士。
我们病房里有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其中一个似乎处于老年痴呆症的晚期状态。他拒绝提取他的血液样本，他也不想吃他的药。他甚至不允许测量他的血压。
他会穿着尿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经常对会检查我们的医生和护士大喊大叫，他对任何试图说服他吃饭或服药的人都怀有敌意。他似乎对这个世界很生气。
他会在房间里随心所欲地小便。他似乎经常处于一种无法自控的状态。
我问一位护士，他们是否有隔离室，可以在那里容纳我的病房伙伴。
我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
看得见的是疫情，看不见的是病友们面对疫情的情绪失控和过激反应。
在我入院后第七天，晚上 11 点我被我的两个室友吵醒了，他们都是老人，他们互相大吼大叫，大声辱骂对方。
第一个人再也不能走路了。他被病毒弄得太虚弱了，从住院的第一天起就一直卧床不起。
第二个人仍然可以走路，但需要抓住坚固的东西才能保持平衡，即使是几步。
两个男人都穿着尿布。我想知道如果两人面对面会发生什么。
我会看到紧握的拳头和溅出的粪便的碰撞吗？
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被一张床位隔开。
尽管如此，骚动持续了 30 分钟，直到一名护士赶来安抚两人。
我猜这是隔离时间久的应激反应，想象一下，没有亲戚允许探望他们。我猜他们只需要发泄对任何人的愤怒和蔑视。
疫情大流行确实对许多受害者造成了伤害——不仅是身体上和经济上，还有情感上和精神上。
当我准备再次入睡时，我开始怀疑：这些好战的老人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还有最重要的：我会屈服于这场疫情吗？
在 14 天最低隔离期的无聊中，加入混战的想法似乎令人兴奋。毕竟，我也是一个老年人。
然后我想起了当天早些时候看到的轮床，上面载着一名失去知觉的 COVID-19 受害者。我记得拍了一张照片。这是一幅悲伤的画面。当然，这与战争道路上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保持清醒，我把毯子拉到头上，闭上眼睛，再次入睡。
这样的病床上，很多人在磨难中幸存下来，但也有很多人没有。
在我住院期间，我不断从护士那里听到有关死亡的故事。人们在床上孤独地死去。只有在通知他们的家人之后，他们才能被允许取回尸体前往火葬场。
之后，他们的家人会收到他们的骨灰。这种情况正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无论是公立的还是私立的，富翁或穷人，只要死于新冠，概莫能外。
病毒带来的另一项冲击，是菲律宾的丧葬传统彻底改变。
没有葬礼，没有亲人为新冠的死者举行葬礼，因为政府的防疫规定。
我们只是烧死人。这几乎就让我们回到了某种传统的宗教祭礼。
当然，我也想过死亡。我会问自己，“如果我不能在这种疫情中幸存下来，接下来的时光，自己要怎么办？”
我开始考虑最坏的情况，想到离开我幸福的家庭和我心爱的五个孙子。这才是最让我难过的。
在我的第二次核酸测试显示我仍然对该病毒呈阳性后，我更加深了这种最坏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我走了以后，谁来照顾我的家人？” 我问自己。
一个空的轮床待命。图：乔·加尔维斯
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非常专业。在我治疗期间，我接受了抗生素的疯狂输入，这让我感觉恢复了活力，尽管我的右脚突然痛风发作了。
值得庆幸的是，我在整个住院期间，血氧饱和度没有多少下降，意味着我不需要呼吸机吸氧，但医生告诉我要戴上口罩，即使在睡觉时也是如此。
最终，我的干咳消失了。
我在隔离治疗的第12天，收到了第三次拭子测试的结果。我再次被发现阳性。
这意味着病毒在我体内依旧很活跃，想想还有五天的治疗时间，从目前看，我大概率还要继续住下去，抽血化验，非常沮丧，几乎想放弃。
但是当我反思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在医院的整个过程是，也是一种自我修行和觉醒。
这段经历告诉我，关于生活，还有更多东西需要学习。
我也学会了克服对死亡的恐惧。我意识到，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我会很平静。
但也不全是可怕的。我的隔离治疗，让我更好地了解了，病毒是怎么持久影响人们生活的。
我的随身手提箱，道具很简单，平日放在病床上，以便 24/7 小时随时取用。
手提箱里，都是妻子准备的，里面装着洗漱用品、干净的衣服、一张床单、一本用于放松精神的书、一个移动电源、一根数据线、很多 M&M 巧克力豆和日常药。
还有看不见的，比如手机上要有充足的话费，手机APP里，Netflix应用程序是一个救星——作为一名隔离患者，治疗之余，漫长的无聊和孤独，需简要通过某些道具让自己保持乐观。
隔离治疗的第18天，在日复一日的输液吃药后，等到了实验室的反馈，第三份日前的检测报告，终于检测我为阴性。
我从我的医生那里得到了一份健康证明。
拿到健康证明，我从未感到如此快乐和轻松。
我感谢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他们一直陪伴着我，让我感觉还活着。他们是了不起的专业人士。
我终于出院了，要回家了。
我的孙子们，终于可以再次回家探望我了。
注：Joe Galvez 是一位屡获殊荣的摄影记者，他于 2019 年退休，之前担任 GMA 新闻在线的图片编辑。本文编译自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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